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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博客

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

 
 
 

日志

 
 

对柴达木女人的感慨  

2006-09-17 00:19: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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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李玉真的《西部柔情》引发的感慨

 

                                          

近读伊莎贝尔.阿连德谈写作的文章,她说:“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绝望企图。我是一个永恒的流浪者。记忆像我的衣服碎片一样丢在路上。”这句话我头一次看时,就感觉精彩,再度看时,仍然倍受感染。此前,我曾读过她的充满才华的长篇《幽灵之家》。阿连德说,她现在已经老了。她接下来说,她的“职业是一种需要耐心的、默然而孤独的职业。我的孙子们看见我不知多少小时坐在电脑前工作,觉得我在受罪。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知道……就像做梦和当母亲一样,这是一种机体的功能。讲述讲述……

在我初读这段话或者说现在引用这段话时,我就自然联想到了柴达木的女作家李玉真。她的《西部柔情》散文集是1999年出版的,当年,李玉真就将作品赠送给我。后来《西部柔情》获得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我看见《文艺报》(2004518日)上登载的对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述的文章中,资深评论家阎纲对《西部柔情》评价很好:“散文集《西部柔情》把地域的豪情与石油人的细腻情感结合得很好,有些篇章写得撕人裂肺,充分体现了作者乃至石油人把青春与生命与大西北、大油田相渗透、相依存的真情实意。”可惜,我一直说要写篇评论性的文字,却不想事过境迁,直到此书出版后的第七个年份。

时光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西部的一本杂志《柴达木开发研究》。翻开来,扉页上印着本期领衔作者,排在头一位的就是李玉真。我迫不及待地展开她的文章,题目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怎一个情字了得》。她仍然在写西部,仍然以“西部柔情”书写西部女人。文章是这样开篇的:“真情在虚情假意的包围中碰撞,不知只是流泪流血还是最终死亡。我不是吓唬谁,情这东西谁也离不开,人的一生,哀莫大于情死。”从题目到开篇语言风格,仍然是柴达木时候的李玉真风格,爱憎分明,充满激情,直抒胸意,有种淋漓尽致的劲头儿。写散文都说要有真情实感,对李玉真而言,何止是真情实感,她已经将真情实感发挥到了极至。

头一次见到她是在1995年。印象最深的是,在一群找我看手相的人中,她是最认真的一个。记得当时我说到了她的爱情,我不过轻描淡写地勾勒了一个轮廓而已,然而,她却被我的话打动,泪水沉缓地滴下。后来我才知道,初恋的失落给了她太多的酸楚。

一晃便是11年。这期间,她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她与她的为祖国献石油的同事们一道,从柴达木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四川广汉。她分别在这两地都拥有新的家可居。2003年是非典那年,我在北京鲁院高级作家班学习时,她与丈夫杨振去看望我,还有她们的女儿。杨振是我头一次到柴达木时便结识的朋友。他那时是接待处长。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着一身白色衬衫,他敲响了我的房门。他当时自报家门。我那天刚刚从花土沟风尘仆仆赶回七里镇,因为在那里遇到铺天的沙尘暴,惊魂甫定,这位代表青海石油局来接待我的接待处长,确实给了我深刻难忘的感动。

当时,酒桌上有十多个人,而这十多位朋友都成了我日后最好的朋友。记得就是那个晚上,我逐一给在座的人看手相,杨振处长也如李玉真般特别相信特别认真。在认真度上,他们有着相同的执著。他将我说的话居然一字不落地记在纸上,一共记了16条。后来,就听说杨振调到文联任主席了,而后来,风闻到他与李玉真相爱了。那些年,柴达木的朋友与我接触甚密,虽然我远在东北沈阳,但是,他们总有人给我打电话秉报柴达木的信息。而且,凡是柴达木的朋友到沈阳去的,一定要去我家看看。于是乎,距离并未隔断我与那片地域朋友们的感情。而当一些朋友问我对于李玉真与杨振的相爱有何看法时,我的表态是非常鲜明的。我持赞同态度。我坚信他们都是认真对待生活对待事业的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结合会彼此珍惜彼此慰藉的。不是哪一个需要,而是他们彼此都需要。说到底,我认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化不开的情节——柴达木情节。

柴达木人无论离开柴达木多么远,也无论离开多么久,他们仍然不会发生多大变化的。至少骨子里边的东西是不会变化的。居住在北京的李玉真和杨振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她们北京的家我也去过。其实,那个院子还是石油人的框架,也还不是北京城市的建构,何况那里距北京城内还有几十里的距离,因而,居住在那里的石油人仍然还保持着他们相对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就是在那个大院里,李玉真仍然搞她的本真写作。她一篇篇地写着,她的所有作品几乎没有离开一个母题:柴达木的真情与当下生存城市的碰撞,这种碰撞令她灵感喷涌也令她无比感伤,无比地无奈。《怎一个情字了得》其实就是道出了她的深切感受,那位初到北京买衣服上当的姑娘,还有那位一心想送给主刀大夫红包的柴达木女人苦于送不出去的那份刻骨尴尬,她们均是纯正的柴达木人,她们都不适应城市生活。而已经进入城市生活的李玉真,是不是也如此不适应城市呢?我想,结论是肯定的。

因为柴达木人的感情是深挚的。在我写《西部生命》中有一篇文章写到了肖复华。我在去他家时,顺路经过菜市场。他要买条鱼,结果小贩可能少了斤两,结果被另外一名女士看到了,替他打抱不平,找回了公平。而当时的肖复华在自由市场上,俨然一位将军凯旋,许多人争着跟他打招呼,他一一应对着,那份微笑那份自信那份满足,均让我这个城市人深感惊叹。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真正理解了艰苦环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感情寻求的珍贵。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懂得了柴达木人,包括北京人宋小平,他多次有机会调回北京,他也经常回北京,但是,他仍然向往柴达木。柴达木的带有原生态的人际情感,如同珍奇绿洲,已经微乎其微了。然而,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以牺牲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生态的人际交流。即使柴达木那块地方,也在商品经济飞腾中出现了“分体”,划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了。这就是生活与世态的矛盾。

李玉真还是属于柴达木的,她比柴达木的其他人更属于柴达木,更眷恋那片土地。因为她是作家,她写作的目的如同阿连德一样:“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绝望企图。”

说来惭愧,我已经忘记了那一次我与辽宁电视台去柴达木拍摄我的《西部生命》的时间了,然而,李玉真却记得十分真切:1998年。在她的字里行间,我又一次在南国一个多雨而惆怅的午后,再度回归了记忆的火热与亲切,也再度回归了人性的高尚与素朴。

书中有一些篇章早就读过,然而,现在重读仍然像不曾读过一样充满亲切自然感的。尤其是她写到花土沟的寡妇村,这篇文章不仅我以前看过,而且,她在写作之前也曾与我谈到过。那个寡妇村我也曾去过。那里不仅荒凉而且是在一片巨大的坟地旁边。如果有风刮起时,那种风的喧哗简直如同阴厉鬼的嘶叫,尤其到了夜晚,会让人毛骨悚然的。她书中提到的那个英雄肖缠岐的墓地我也在这里看到了,确实是两排当年最响亮的挽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在这里还发现了阿吉老人的墓地,这些都曾成全了我的那部散文集《西部生命》。还有一个四川妹子,叫作刘桂英的,她书中写到了,我也曾采访过她,并且也为她写了篇纪实文学发在《家庭》杂志上。对了,想起来了,我当时采访刘桂英的,就是李玉真介绍我去的。记得当时她临时有事脱不开身,让柴达木另一位女作家陪同前往的。那位女作家也是个十足的柴达木性格,耿直而率真。她见我被刘桂英的故事感动不已,便说她自己的故事会更让我感动。我不信她就真给我讲了起来,结果,她讲得声泪俱下,我真想象不到,她那么一幅幸福美满的外表,会藏有那么多的辛酸与苦楚。就是从那时候,我感觉柴达木的女人真了不起。她们有着十分强大的内心张力。而我当时决心写一部关于柴达木女人的书。我列为采访计划中的女人,就有李玉真。她当时一个人住在敦煌七里镇,那是一间很狭窄的宿舍。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打开了一箱子信。那是她保存的从年轻时在柴达木最西陲的石棉矿,一直到青海油田几十年的有价值的信件。她在摆弄这些信件时,神情是那样的复杂,令我无法描述。

或许就是从她这样的珍藏之中,我被强烈震撼了。她对于柴达木的认识,对于这片土地上的感情,怎么可能是我的浮光掠影的采访可以完成的呢?她应该有她自己的文章,她应该自己去写,写自己的故事,也写柴达木女人的故事。于是,我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想法,并且希望她将这些深切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写出来。于是,她写出了两个表现柴达木女性传奇人生的长篇小说《西部圣母》和《滴血的母爱》,一本写内地赴西北的女人的报告文学集《边塞曲》,还有洋洋潇潇的纪实散文《西部女人》。她还写了一些西部女人、石油女性的歌曲,她的《采油姑娘上山来》、《石油女性的风采》分别获得了全国新世纪工人歌曲征文大赛二等奖和优秀奖,歌唱家在颁奖大会上还演唱了她的《采油姑娘上山来》。

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比她更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女人了。在她的这部《西部柔情》散文集中,她真切记载的辽宁电视台拍摄的电视散文中,便有她的散文《西部女人》。

西部女人的故事发生在冷湖。我头一次去冷湖时,住在一个招待所。早晨起来时,我还在那条不宽的大街上跑步。那里海拔两千多米,早晨起来看到一片戈壁的空廓与渺远。那天早晨有太阳,太阳将井架和冷湖住宅与冷湖墓地都映照得明亮而热烈。曾经这里是青海石油人的大本营,在一个体现当年权力中心的地方,有一个大礼堂。头一次,我以此为题旨写了篇散文。第二次去那里,便是我随着辽宁电视台的朋友们,在这里拍摄电视散文《西部生命》相关镜头。记忆最清楚的是陪同我们拍摄的青海油田文联副主席梁泽祥。他拉着我去看看他曾经的家。

穿过了一片废墟,废墟中有一片树木,根部锯掉了,像练八卦拳需要的那种站桩似的。梁主席告诉我说,这里原先就是青海石油局的院子。他说这话时,表情充满当年的神圣感。我跟他找到他那时的“家”时,不免惊呆了。那个破房子里无法下脚,屋地上全是屎。梁主席像年轻人一样,从窗户跳进去了。他对于这个即使现在满是屎臭的“家”也仍然有种探视的深情。他还告诉我说,当年,得到这个房子十分不易,好多人都在争。是一位领导发了话,他才十分侥幸得到了房子。他还逐一指点给我看,哪一户是领导,哪一户是知名人士。

时过境迁,当年,能够住到这里都是赫赫有名人士,是荣誉的象征吧,然而,他在住进去的时候,会想到不过十几年之后,竟会成了一片废墟吗?

“文人学者在这片蓝天上匆匆飞过,或在这片土地上匆匆走过,他们发出肤浅的或深刻的见解,发出长吁短叹,然后拂袖而去。而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守卫在这里,守卫着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历史,不断地在古战场上,在废墟旁,建筑新的历史,延续祖辈的伟业。”(《云海上下》)这是李玉真在柴达木上空乘座飞机时的感慨。她已经成了真正的文人学者,她也离开了柴达木,不必朝夕相守了。但是,她的心肯定还稳固地留在了那里。读到她坚守柴达木的文字时,总是令我怦然心动。这种文字,是她所有文字中,写得最结实的文字。因为,那是融注了她的血和肉的结晶。每一次,这样的文字,都会硌痛着我。于是,我想说的是,

在我真诚希望李玉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时,我更希望她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及她本人,在回到现代都市生活中时,能够以最轻松自然的生活方式,获得原本属于女人的幸福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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