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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博客

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

 
 
 

日志

 
 

上帝广场(下)  

2006-01-10 12:22: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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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之三:在西欧的广场发现上帝

 

  我在布鲁塞尔徜徉时,在布鲁日这更为古老的城市散步时,我总是对于那些广场情有独钟。每每遇到一个广场,我都禁不住要伫立很久,以一个异乡人的全部新奇与敏感去捕捉哪怕是一闪即逝的感觉。准确说我是在寻找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以声音的形式发出的,而是以建筑方式从直面侧面从天际线从地面甚至从广场的任何一个角落传递出来。

  我总觉得这种广场是有魂灵的,总像有一种神秘的有形或无形的眼睛在居高临下地盯视着你。高耸的教堂尖顶像什么?像虔诚地充满忏悔意识而伸向暝暝上苍的合拢的双手。在广场空间,它占据最高的位置,召唤着那些低于它向它靠拢的各种形状的屋顶,这些屋顶对它是敬仰的,朝拜的,一如对于“无尽空间”的向往。

  这些广场是那样的完整,那样的平静,那样的深沉,地面上全是用那种同样大小同样光色质地的石块铺陈,这种大面积的铺陈需要怎样的功夫与耐性啊!再看那钟楼建筑,市政厅建筑,教堂建筑,同样的沧桑感慈悲感会强烈地拨动着你的情感区。无论高低建筑,瞅上一眼那些参差不齐的天际线,你会从那上面看到蕴藏极其丰富的笔触,或浮雕或穹窿或拱扶垛或都铎式尖顶,都体现一种超迈的精致的建筑之美之灵秀。那犹如微雕般的精湛的技艺比比皆是,由高及低,互相感应,像一串形状各异的稀世珠宝,给人以不可企及的华贵感。惊叹之余,你就好好地细细地品一品吧,这里边有着多么大的耐性,多么深的功夫,多么持久的信仰。置身于这样一个空间,你不能不有一种上升感,一种脱俗感。这是一种音乐,是巴赫的复调音乐,是雄浑激荡的镶嵌在厚重的教堂墙壁上的管风琴发出来的……在这种声音感觉中,我恍惚感到上帝的影子是不是就飘荡在广场上空。

  上帝是谁?他来自何方?是耶和华吗?希伯来人不允许直呼上帝的名字,那是一种亵渎。耶和华原本是分管雨的神,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高温干旱,雨的贵重导致了神的地位的提高。当基督教脱离犹太民族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时,管雨的神亦成了天地万物之神,最高最大的神,上帝应该是他的代名词吧?

  “上帝一词,在歌特式教堂的拱门下,在摩布隆和圣迦伦的寺院中,以及在叙利亚的长形式圣殿,在共和时代的罗马神庙中,都各有不同的涵义。例如,浮士德教堂的特征,是一种森林性特征。浮士德的世界感受体现在建筑方面的,最初是在北欧平原的高耸森林中,找寻到自己的象征。

  “柏树与松树,给人的印象是具体的,欧几里德式的,不可能成为无穷空间的象征。但是,橡树、山毛榉和菩提树,若有若无,断断续续的光斑,映现在浅密的形体上,却使人有一种虚无飘渺、无垠无限的精神之感。森林中的树梢沙沙之声,是一种古典诗人所无法体会的魅力--因为它不在阿波罗型的自然感受的可能范围之内--这种魅力,以及它所带来的秘密问题:`自何处来?``往何处去?`以及它的表象,淹没在永恒的空间中,这一切,都与命运、与历史和持续的感受、与导向的性质,有极深刻的关系,驱迫着人们焦虑苦忧,不能自已,使浮士德的灵魂趋向于无穷遥远的未来。同样的原因,风琴的音调,透出于我们的教堂,深沉而高扬地回响在四野,与希腊那种长笛与竖琴的平板坚实的音调相形之下,似乎无远弗届,不知所穷,成为西方祈祷时专用的乐器。教堂与音乐,形成一个象征的统一体,一如神庙和雕像。十八世纪的管弦音调,也孜孜不息挣扎无已,以期能更接近于风琴的主调……

  “从这样一种基本感受出发,我们便在周围世界之中,兴起了一种内在的神圣之感,而这种概念,渐渐地愈来愈趋向于明晰……对陌生疏离的运动,感到惊讶,是宗教与物理共同的起源;宗教与物理,分别是经由灵魂、及经由理智,对周围的自然,所作的阐释”。(摘自《西方的没落》)

  我如此地引经据典,是想说明我面对广场与教堂时的那种瞬间,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的感觉,它源于人类的一种宗教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是科学的经验。

  西方广场的核心就是教堂。教堂使的广场高贵神圣庄严。教堂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无尽”的精神领域,斯宾格勒把西方精神归为一种对“无尽空间”的向往。上帝把市民们从四面八方招到了城市广场上。这一特征构成了宗教的涵义。教堂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唯一场所。从教堂中走出来的市民们把“无尽”的上帝视为一种永恒的理性。上帝与市民的关系就是在教堂和广场上得以交流,得以融洽。于是,人、居、环有着深刻的默契。

  西欧的广场是幽静的,这种幽静来自一种与闹市的隔离感。它与整个城市的关系有点像中国建筑中的内天井。街道的喧闹很难涌入这里,它以历史的严峻拒绝现实的浮躁。这就突出了场所的属性。这种属性强烈地体现了西方的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弥漫于广场,才使我发觉了上帝的投影。

  上帝是高贵的,她绝不可能随随便便找个地方栖身。这就要求建筑师们在建造广场时,具有着怎样的崇高与辉煌,怎样的耐性与意志。他们把广场建筑当成了一件永久性的纪念物,绝不是为自己,为当代服务,这是为一个永恒的世界和永恒的空间服务。而我们的建筑者,自古以来,就没有把建筑物看作一件永久的纪念物,无论房屋或者整个城市,古旧了,破坏了,不再适合当时的要求了,就索性全部抛弃,重新建造。“历史上,除了唐代和清代以外,差不多所有的开国之君都是重新地建设自己新的宫殿以及新的都城。”(摘《华夏意匠》 作者 李公禾)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了为什么古代中国的建筑都是木制结构的而西方的建筑都是石制结构。我认为我们的建筑缺乏耐性,急功近利,其原因是为“人”而建;西方建筑则不是急功近利的,他们有着难以想象的耐心与毅力,数百年建一座教堂,比如六百多年建的科隆大教堂,三百多年建的巴黎圣姆院,他们这种石构建筑是为“神”而建的。为了神,西方建筑出现了最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是以相当漫长的时间为前提的。我们的建筑哪有工期长达百年的?清代的圆明圆和避暑山庄差不多也是建了一个世纪才漓漓拉拉算全部完成,但是,这是指不断地扩建扩充合并而言,边使用边扩建,在中国建筑史上没有一个是用十几年的时间,围绕一处建筑而形成的连续不断的建筑工地。由此,我想到了罗马的圣彼德广场。这个广场,在整整一个十六世纪中都是一个建筑工地,它锤声不断,一代又一代的罗马人在这个工地上为圣彼德教堂、为教堂两侧那弧形排列的长长的柱廊、为上帝能够满意的这个广场空间而鞠躬尽粹。如今,工匠与建筑师们早已不在,但是,上帝还在,上帝为广场带来了永远的建筑永远的辉煌。

 

         享受广场

 

  自从尼采一声高呼“上帝死了!”现代西方出现了反理性、反科学思潮,使这种神的中心意识已经弱化。教堂的光芒与其周围的建筑一同陈旧,有种恍然隔世之感。有多少人到教堂来呢?教堂在今天显得空空荡荡,当我们一批批异乡人涌入教堂参观时,教堂的属性多像一个展馆。我在西欧进出过许多教堂,我觉得教堂像一个辉煌而美丽的空壳。游人似乎比教徒更多,越有名气的教堂越是如此。

  时代不同了,教堂会不会在某一天成为一个古董,一个落满灰尘的古董,对于城市和市民而言,只剩下了收藏价值呢?

  但是,以神为象征的理性精神在西方仍然存在,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维特鲁威说过,建筑就是组织人们的生活。广场,这种城市中的重要空间场合是如何组织现代人的生活呢?

  欧洲市民对于城市广场就像住宅中的起居室一样,是活动休闲的场所。广场变成他们生活的空间,以及理念沟通、表达的地方。广场喻示着公共性。城市广场向众多互不认识的市民提 供了这种可能性。城市广场为居民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市民们以此走向四面八方。这种广场完全与城市交通无关。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圣马克广场,除了节日庆典之外,只供游览和散步。意大利人习惯于在广场上约会亲友,所以,他们把广场叫作露天的客厅。为了把这个客厅装扮得更加美丽舒适,他们配以雕塑,配以喷泉,还有温柔的鸽子,到了傍晚,劳累一天的人们步行来到这里,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相当浓郁的亲切气氛。他们是在享受广场。这种享受很是令我们羡慕。书写《外国建筑史》的陈志华先生在写到这个广场时,他那本应笃实而凝重的写史笔调突然变得情意绵绵起来:“从城市各地要经过曲折的、幽暗的小街陋巷才能来到广场。一走进不大的券门,突然置身于宽阔的空间,多大的天,多高的塔,多美的教堂,阳光多明媚!”这种排比的句子是作者忍俊不住的情感流露,简直像在写散文了。这种过于情感化的笔调对于写史是犯忌的。但是,这不仅说明陈先生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而且说明了圣马克广场确实让人动情。“广场是封闭的,但是,东南角上,钟塔和它的敞廊仿佛掩映着另一处胜境。绕过它们,便是小广场,两侧连绵的券廊导向远方,远方是小岛如髻。只有一对柱子,标志着小广场的南界,它们也丰富着景色的层次。向前来到河口岸边,千顷碧海,白鸥自由出没。作为对景,修道院的尖塔圆顶,完成了最后一幅图画。在这幅图画的中景上,两端高高翘起的小艇,轻捷地穿棱往来。一回头,小广场的北边是圣马克教堂的侧面和钟塔,它们的西边,就是被一色的市政大厦包围着的圣马克广场。教堂和钟塔,既是两个广场的分隔者,又是它们的联系者,是它们之间的穿心轴。”我真不舍得截断这优美的文字,我在读抒情散文,哪里是在读建筑史。读史会有这样优美的笔调吗?  “它们连连续续,形成了相当单纯安定的背景。在这幅背景之前,教堂和钟塔,像一对主角,在舞台上扮演着性格完全不同、却又互相依恋的角色。钟塔是那样伟岸高峻、气度尊严,教堂又是那样盛装艳饰、活泼热情。它们每一个都需要对方的补充,得到补充之后,更淋漓尽致地发展着自己的性格。”

  “圣马克广场几百年来吸引了许多画家和诗人,为它作画,为它写诗。它无愧于“欧洲最漂亮的客厅”这样的赞誉。”在我通读陈先生的这部十六开本的洋洋四十多万字的著述中,我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一段文字。而他对圣马克广场的评价,也是那样的让人称奇。欧洲的广场是客厅,是漂亮的客厅,这种客厅漫布在欧洲的美丽的城市中。它给现代的欧洲人带来的是无尽的享受和愉悦。

  朱文一在《空间 符号 城市》一书中是这样论述中西方城市发展序例的:

  “中西城市符号空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中西城市符号的荫芽阶段。这一阶段的空间特征是游牧空间(神话)。也就是说,中西城市空间符号的差异尚不明显。第二阶段之始,中西符号空间开始出现分野,中国城市符号空间以领域空间(历史)--城市的“院”为特征,而西方城市符号空间以路径空间(宗教)--城市大街为特征。第三阶段,中西城市符号空间分野增大,中国城市符号空间以街道空间(语言)--城市街道为特征,而西方城市符号空间则以广场空间(科学)--城市广场为特征。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理想空间阶段,中西城市符合空间最终走向大同。”

  城市广场一般是四种类型,一种是由大教堂、宫殿等使用功能的建筑单体构成,另一类是由表现城市公共生活的议会大厦和市政厅以及美术馆等使用功能的建筑单体构成。第三类是由百货大楼、大办公楼、商店、咖啡馆、剧院等使用功能的建筑单体构成。第四类则是结合上述三类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单体,它为市民提供了一处综合的活动场地。

 

  其实我理解作为中国与西方的广场差异主要是来自对于上帝的态度。我们没有上帝的意识,我们所有的只是权威的统治意志。这种统治意志常常表现为急功近利式的。集中体现着统治者的性情与欲望。比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它那么广阔,一如辽阔的草原。这是游牧式的情怀,无论康熙大帝还是乾隆嘉庆,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望去,一定会激起那种辽阔豪放的原始游牧气概。直到后来,我们的阅兵式上,国家领导人检阅整齐威武的方队时,也会唤起那种驾驭辽阔的豪放情怀吧!

我们拥有得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这种最大的广场就像最大的拥有很令人兴奋狂热得无边无际。这时候广场在领袖的眼中就像一张白纸,巨大的广场就是巨大的白纸,想随心所欲地画,可以画出一片林立的烟囱,还可以涂抹掉完整的旧城墙。这使得那个瘦弱的广东人出于古建筑的痴爱,心疼如焚,却无及于事。因为,胜利的广场热起来时,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性。

  不必指责某位伟人的举止,其实,权利本身就是广场所无法容纳的,再大的广场也无法容纳权利的意志。西欧的广场热起来时不也有着同样的笔触吗?斯宾格勒

认为,“只要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城市的面貌就会随之改观。拿破仑曾使波旁

王朝的巴黎、俾斯麦也使本无足观的柏林,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风采。”在巴黎最大也是最有气派的协和广场,在历史的云烟中又何曾“协和”过?辉煌的路易十六何曾想到在绞杀他的地方会树起一块标炳拿破仑战功的古埃及方尖碑呢?我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兜留很久,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广场很有古典味道,很耐人寻味。它呈八角形,有一条大街从广场中间穿过,打破了某种庄重的沉寂,但也没有使广场沉淀的神韵流淌出去。保存下来的最有特色的建筑是那一排排拱形门。这排门的上方屋顶处是一排排带有神秘色采的密集天窗,结构相当别致。这个建筑群就是那个叫作旺多姆公爵的住所。因之,这个广场也就叫作旺多姆广场。广场的核心部位原本是矗立着路易十五的骑马塑像,然而,大革命中,这尊铜像被毁掉了,竖起了旺多姆圆柱。这个圆柱是为了炫耀拿破仑的战功,因此又被称作凯旋柱。据说这个柱子是用1805年在中欧奥斯特利茨的战役中缴获的1200门铜炮熔铸而成的。柱上铸刻着拿破仑在这次战役中的故事。柱顶上耸立着拿破仑的像,威风凛凛,俨然罗马的恺撒大帝。这根柱子应该说够威风了,可是,巴黎公社时代,人们用粗大的绳索套在了柱头上,用力拉倒了900多吨重的铜柱。现在的柱子系后来复制的。好在巴黎公社没有毁掉凯旋门,没有毁掉卢浮宫及其它重要建筑。没有破坏旺多姆广场。当然,这根柱子之所以能够得以复制,我想不啻是因为拿破仑的光耀,而是因为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喜欢怀旧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场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的缩影。

  中国的广场与中国的公园意义相仿,人们享受广场有如享用公园。对于现代都市越来越宽的广场似乎一下子不那么适应。在我所居住的北方重城沈阳,有着密集的人口却缺乏透气的广场空间。市府广场本来已经腾出了一块空地,市民们都在翘盼着与广场联接形成更宽的空间,可惜那里始终围着高高的大墙般的广告牌,据说这块地方要卖出去,不可能给予老百姓作为活动和透气的场所。这是多么悲哀的城市观念啊!一个现代城市如果没有足够敞亮的广场,就如一个人没有呼吸的鼻孔。

  在我的家乡火车站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大广场,这个大广场似乎与这座县级城市不那么和谐。它完全无视家乡人的疲惫匆促的步履。周围没有制高点建筑物,没有舒畅的天际线,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是因为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原因。因而,显得一片苍白。这使人茫然而不知所措。

  其实,在一个有文化的都市里,大广场也仍然令人茫然而不适应。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适应的是街道而不适应广场。人们谦卑惯了,就显得委琐,而委琐的心态是不那么习惯于广场的坦荡的。住惯了四合院,一旦到了广场,就会低着头走路,低着头找寻什么。找寻厕所?这很麻烦。在哪儿呢?得走多远呀!为找厕所走出那么远的路这不合适,也不习惯。上厕所又可叫作方便,而走远路这也不是方便呀!远不如在野地或者在一个胡同墙旮旯什么的隐蔽处,掏出来就方便痛快。中国人习惯于墙和墙角,来自于多年来沿袭下来的墙的作用。墙,可以给人一种安慰,妥贴,依靠。人们一般情况下都愿靠墙而卧。青年点时,一帮人睡一铺大炕,都愿抢炕头或炕稍,就是说靠上一面,就有种踏实感。这不说是一种文化心态,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的习惯。或者说是规律。所以,对于今天的城市而言,我们还是可以在广场周围看到墙的,我们看到的这种墙角,仍然免不了写着这种字样:不许随地大小便。特别是冬天,这种因为不法者的尿结成的冰很是不雅,于是,墙上的字可能更激烈一些。有一年冬天,我带着我那上小学的女儿到了北国的冰城专门看冰灯。冰灯是圣洁的女儿的心灵也是圣洁的。记得那一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广场。那里有歪斜的破旧的索菲亚大教堂,据说这是远东第二大教堂,具有着相当珍贵的保存价值。可惜它现在成了一处仓库,与周围的杂乱的摊床混杂在一起。这里曾经有着怎样的圣洁啊!可是,现在,信徒哪去了?神圣哪去了?倒骑驴横冲直撞,粗俗的吆喝与叫骂声难以分辨。我小心翼翼地护着女儿,择路而逃。就在这时,女儿看到了一堵墙。墙体并不高雅,墙上面的字更不高雅。女儿带着小学生共同具有的特点见了字就喜欢念出声来。于是,她念到:“王八在此小便”。她念完一片困惑,问我:爸爸,什么意思呀?这使我一下陷入了解释的尬尴中。

  这是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我一个人静静地伫立西欧广场时,我在偌大的光洁的石块铺陈的地面上寻找不到一口痰和污物,在任何一个角落看不到任何警告的字眼。感慨之余,不能不回现到与女儿在冰城那个教堂前的小广场处见到的一幕。真不知道那一幕会给女儿心中留下什么印痕。这时候,我真的希望女儿能够有机会带着女儿到这里来看看。不必躲避倒骑驴,也没有那么多的拥挤,这是一处十分安静十分舒适的空间,到这里来可以得到作为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享受,这不是低俗的享受,是关于精神与文化的。由此说来,广场上有教堂没教堂似乎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是有没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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