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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博客

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

 
 
 

日志

 
 

上帝广场  

2006-01-10 12:17: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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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广场

          

 

 

 

  对广场的最初认识就是一块热闹地。家乡人喜欢聚堆,而广场就是聚堆的好地方。那个非常的年月,人们高涨着激情,总是喜欢涌向广场参加各种会议各种纪念性活动。那么多面红旗和彩旗迎风飞扬,像无数燃烧飞卷的火舌,把人们的脸膛烧烤得红腾腾的。那时候,我也喜欢凑热闹,只不过弱小的我一旦挤入广场就立刻被淹没了。当时的文人写散文总是喜欢把广场写成海洋,而且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从那个海洋中激荡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漫向全国各地,汇入大串联的滚滚洪流,到了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激动得死去活来。那时候再大的广场也盛不下我们的激情,只能溢洪般分流,流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那里不是广场,那里也不再有激情。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有一天走进了欧洲的广场时,我不知道他对那片精致而安宁的广场作何感想。它一点都不喧闹,也不杂乱,棱是棱,角是角,从天空到地面,很有秩序也很规范,一切都是约定俗成,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打乱。地面是那种石块砌筑的,一块一块拼凑着,每一块之间都有缝隙,同样大的石块,同样大的缝隙,同样苍老的岁月,穿着皮鞋踩在上面,如果鞋跟有着钉子,那钉子就会在石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这种响声在清晨会传得很远。当然,这个声音听起来远不如马蹄撞击石板所发出的一串串节奏感极强的声音,那声音无论距你远近,都会把你带入一个可以驰骋想象的奇妙境地。再浮躁的心绪也可以平静下来,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语境。       

         东西方文化在广场上的最初分野

 

  记得西方有位哲人曾说过,广场是城市的语言。一座城市,有着许多丰富的表现领域,这些领域也可以说成是丰富多采的语言系统。但是,广场是最能体现城市风格的语言,因而它是最为重要的语言,我把这种语言称作大语言。它不同于一条街巷,更不同于单一的建筑。

  在中国的建筑语言系统中,我觉得最有我们中国人的特点的还是墙体。墙体来源于一种封建的礼仪。墨子认为“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这句话是最早的建筑语言的诠释,将墙体与礼的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我们走进中国古代的住宅进行探究,就会发现那种布局就是由“别男女之礼”引申来的构图。皇宫中的“六宫六寝”,宅舍中的“前堂后室”就是首先将男女活动的范围作了严格清楚的区分。至于沿袭下来的“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的位置序列,更集中更具体也更强烈地体现了“礼制”在建筑上的深刻反映。

  中国的古建筑是相当严谨的,它的任何部位都不是随意性的。这里除了等级礼仪作用之外,还有来自人的本能的那种封闭性与掩饰性。这一点仅从“门”的艺术上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中国古建筑就是一种“门”的艺术,这话不错。在典型的中国式的“人工环境”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过了一门又一门。就说北京吧,如果要从南城到达太和殿,就要经过九座极为高大宏伟的有城楼的城门,这些门各有不同形式,却同样的精致,同样表现出气度不凡的面貌。这么多的门,这么讲究的门,作用于建筑的意义何在呢?是敞开呢还是封闭呢?

  诸种门中,忘不了“牌坊门”。“牌坊门”在人们的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它既虚且实,以至发展而成的“牌楼”,在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引得外国人一片惊呼:凯旋门!(十七世纪法国人写的《中华帝国旅行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话:“宁波市仍然满布着中国人称为牌坊或者牌楼的纪念性建筑物,而我们则称为凯旋门,这在中国是十分普遍的”。)将牌坊门与凯旋门相提并论不知是一种洋人的荒唐还是西式的幽默。不必考究它们建筑的本身意义和作用,就是客观上它们对于城市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凯旋门是一种阳刚美,那么牌坊门则是一种阴柔美;凯旋门可以直接通联辽阔的广场,牌坊门则羞羞答答扭扭怩怩地进入街巷,但是,它似乎与广场无缘。

  中国古建筑集大成者当属北京故宫了。在建筑设计上,它能达到的深远和宽广,它组织的复杂和严谨,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 一类建筑物与之相比。西方同时代同类建筑物,论气魄和规模相比之下都大为逊色。世界上所有建筑师如果步入这座古老的建筑空间,他们一定会为之惊叹。美国建筑师摩尔非是这样赞美的:

  “在紫禁城城墙南部中间是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单体,伟大的午门是一座大约二百尺长,位于有栏杆的台座上的中心建筑物,两翼是一对方形的六十尺上下的角楼。四百尺的构图是升起在五十尺高的城墙之上的,墙身是暗红色的粉刷,其中有五个拱形的门洞。向南伸出三百尺构成侧翼的墙基,另外两对角楼是主体建筑群的重复。其效果是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李约瑟总结了西方一批现代建筑师的意见,对故宫有过这样的评述:

  “中国建筑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的谦恭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结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的图案。”

  我们常常以故宫的建筑引以为豪,就像我们自豪于古代的万里长城。但是,为什么我们只有引以为荣的故宫的建筑,却没有一处可以自豪的广场建筑呢?如同圣彼德广场、圣马克广场,以及西欧的诸多中世纪广场那般辉煌那般精美那般耐人寻味呢?这就要追寻广场由来的文脉了。

  中国的广场与西方的广场其由来的原因是相似的:随市而来。商业的发达,需要一种摆摊的场所。这种场所的最早建筑特点源于四合院。1971年,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发现了一座东汉时代的壁画墓,里面的一幅“宁城图”,上面描绘了当时作为商业建筑的“市”和市中的广场形状。那是一个四合大院落,中间是一个大广场,四周庑廊围绕。《易经》对市有过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交易而退”的市集多半是一个露天的广场,它的产生具有随意性,而它的属性则是平民性的,它与皇族的声威无缘,它被厚重的紫禁城大墙所隔,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空间世界。这种市场式的广场一开始就没有权威性或神性。由此沿袭下来,宫墙内的建筑都是一丝不拘,充满礼仪与规矩,而城墙外的广场则不必管了。于是,就有了松性散,随意性。广场与皇城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数堵厚墙相隔而且还有河流相阻,这便形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中国历史上“重仕轻商”的观念与这种建筑的布局相一致的。

  从雅典卫城看,西方最早的市场就注意了集中式纪念性的建筑物。比如奖杯亭和哈利克纳苏的莫索列姆陵墓,当然这种建筑是为了纪念富翁的荣誉和君主的权威的,与神的关系不大。却为后来的神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城邦瓦解之后,守护神的庙宇失去了政治意义,市场代替它成了城市的中心。庙宇立在市场的一端,因而使庙宇同市场的敞廊发生了关系。这是神与人在广场的最初联系。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广场出现,还得追溯到共和时期的罗马广场。罗马共和时期的广场和希腊晚期的相近,是城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广场,周围散布着庙宇、政府大厦、商场、作坊和一些小店。这些作坊与小店与我们古时的小摊小店铺一样完全呈自由散状,但是,到了共和末期,恺撒称帝时代,在罗曼努姆广场边上建造了一个具有规划性的最早最完整的“恺撒广场”。这个广场第一次定下了封闭的、轴线对称的、以一个庙宇为主体的广场的新型制。为了广场的规范化,他们将小店和小作坊取缔了,只保留了高利贷者的钱庄。而到了恺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时代,他的广场比恺撒广场更进一步,连钱庄也没有了立足之地,成了一个纯粹的歌功颂德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庙宇在这个广场献给了奥古斯都的本神--战神的,也是围廊式的,面阔35米,八根柱子,柱高17、7米,底径1、75米,立在3、55米高的台基上,完全控制了广场。神的位置不仅在广场得以确立,而且十分空出,一圈单层的柱廊虔诚地环绕,使其衬托得高峻而神圣。以后的广场,就沿袭着这种格局,经过文艺复兴时代,更为辉煌的巴洛克(这个畸形的珍珠喻体)建筑,把西欧的广场打扮得更加壮丽神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建筑是把功夫下在了城墙里面,在里面充分利用空间艺术创造着皇帝的神威,这种神威与外面的集市广场越隔绝就越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所以,广场只能是商业性的。(当然,作为天安门广场所具有的政治属性那是后来的事情,我认为与古建筑没多大关系。)而西方的建筑呢?他们恰恰是像我们经营皇宫一样来经营广场。他们在漫长的历史经营过程中,把一种张扬个人的功绩欲望与对神的崇拜逐渐形成默契,从而将广场原本的集市功能彻底变为精神与文化功能,因而广场的意义变得纯粹,得以升华。简单一点说,就是西方对于广场建筑的重视程度远远胜过我们。中国的皇帝只注重宫殿而不注重广场,西方的皇帝不仅注重宫殿更注重广场。

  我觉得,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广场上的最初分野。

 

          广场语言

  

  早期的城市是从祭奠死人开始的。“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这是《城市发展史》一书中的观点。我在西部考察交河古城时,发现这座土垣围绕的城廓有着纵横交错的街道,这些街道有着迷宫般的幽深。沿着城中心最敞亮的中央大道前行,忽觉一片敞亮,便以为这一定是城中的大广场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将这个大广场四周围拢起来,不让游人进入。出于好奇心,我越过围栏,发现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的字令我十分惊讶,这哪里是什么广场,而是一片坟场,里面安葬的都是婴儿。八百多年前的婴儿死时装入陶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死婴呢?为什么死婴居然占有着如此广阔如此重要的位置?

  一座城市中死人占有的位置比活人的多,也比活人的重要。所谓死人城市是指墓地和圣祠。城市的功能一开始就一分为二,城市的空间也就分为祭奠空间与生活空间。

       语言之一:神与人的距离

 

  我们的皇帝久居深宫幽院,他们不屑于世俗鼎沸的市场,所以,使得广场高贵不起来。广场没有神灵建筑,皇帝把祭祀的神坛建筑到人烟稀少的郊外。这就产生了郊丘建筑。古代郊丘建筑发展得最高峰标志就是现存的北京天坛。这个天坛是由圆丘、祈年殿、皇穹宇三组建筑物组成。天坛其实就是指圆丘,并不是指那座圆形顶的重檐的祈年殿。祈年殿为谷神之庙。建筑艺术上,天坛是中国建筑的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不论总平面布局,或每座建筑设计以及各个细节,都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创造性。在世界建筑史上这也是一座占有很重要地位的著名建筑物。天坛不但艺术上达到了出色的成就,也是一个极为巧妙的“象征主义”艺术品。祈年殿圆形的平面和蓝色的琉璃瓦象征着蓝天,井口四根柱代表四季,十二根金柱代表一年当中的十二个月,十二根檐柱代表着一日的十二个时辰。至于圆丘部分则不论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全是九的倍数。因为古代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或称天数,而以九为“极阳数”。坛分三层,上层的中心是一块圆石,圆外有九环,以后每环的石块都是九的倍数。这是纯粹中国性格的象征主义。很可惜,这种象征是不为一般人所能理解和体会的,当然,建筑者也无需向一般人普及。这是一座孤傲的建筑,它兀立于荒郊,无需与别的建筑沟通对话,它是一个孤魂,四周越是空旷似乎越能显示出它的神圣与孤高。尽管人们也会时常居集在它的面前,但是,只有不可企及的神秘感而绝没有多少亲切感。为什么它的周围没有别的建筑相沟呢?为什么不形成个广场呢?人的心灵与这个孤独的建筑之间能够沟通吗?

  这座神灵建筑远离广场,当然也远离人们日常的生活。中国的神威与皇威一样,建筑布局上是采用一种封闭与疏隔的方式,没有平易性,也没有交流的可能。然而,西方的神与人的关系则是没有这种隔离性的,他们是要尽最大努力地让神走进普通人,他们传教布道,像神父走进部落一样,教堂与市政厅与宾馆融洽地处于同一广场上。在西欧任何一个正规的广场,都有矗立的教堂。教堂的建筑风格可以是罗曼式的也可以是拜占庭式的;可以是哥特式的也可以是巴洛克式的,什么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教堂以怎样的方式与四周发生关系并达成默契。  

 

     语言之二: 人与神的居住关系

 

  自有图腾以来,人与神是生活居住在一起的。人需要供奉神,像供奉我们的祖先。有的人家供奉菩萨,有的人家供奉狐仙,有的人家只供奉祖先。人的有限导致历史的有限。也就是说祖宗是有限的。家谱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沉淀,祖宗的家谱也逐渐累加,这在形态上很相似于大户人家的“套院”。从两脚一迈进院落,就逐渐变成二进、三进甚至十几进院落。位居尽端的祖宗牌位其家谱的长短决定着院落的景深与数量。当祖宗牌位其家谱累计到无法记录时,祖宗变成了祖先,供奉祖宗牌位的正房变成了供奉祖先的祖庙。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外来的神是如何吸收消化的呢?佛祖释迦牟尼与有限的祖宗不同,它是无限的。但佛教自西汉传入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逐渐汉化,也就是有限化了。到宋代,最终变成了历史化的祖先。是普及化还是通俗化?进入了街道就进入了家庭,使其向祖宗的方向演变。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市街为什么常常以庙会的形式出现的原因。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广场呢?为什么仅仅是一种街道行为呢?这是因为宗教的历史化在古代城市中的宗教因素始终很弱,不似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那种巨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影响。不仅影响政治历史更为直接地影响了城市建筑。如果说到了中国的释迦牟尼与西方的基督都是作为一种上帝的影子存在于城市的话,那么,西方的广场则留下了一个完整的鲜明的无遮无挡的投影,且通向无限空间,而我们古代街道呢?因为大大小小的院落充满城市,一层层一圈圈院墙切割阻碍了上帝的影子,并且使其神灵形不成一个大的空间,更谈不上无限特征的宗教语言了。  所以,西方的神与人一同居住在敞亮的广场,而我们的神则与人住在不那么敞亮不那么宽广的街巷或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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