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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博客

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

 
 
 

日志

 
 

城市与建筑师(上)  

2005-11-20 15:48:39|  分类: 钢琴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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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举

  我们的城市与我们的建筑师有着怎样一种关系呢?毫无疑问,是建筑师创造了城市容貌,但是,城市本身也是可以改变和影响建筑师的。尽管中国建筑师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左右,比如长官意志,比如业主的颐指气使,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但是,建筑师的主观努力也还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怎么可以想象没有陈植这样的建筑大师呢?正如南京城怎么能够不与杨廷宝先生、童隽先生联系在一起呢?首都北京有着建国以来最为重要的建筑,比如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和平宾馆等,当我们如数家珍般地去称颂这些建筑时,我们能忘记建造这些作品的杨廷宝、张博、张开济等建筑师吗?他们与这些作品同在。当我们说到广州建筑,我们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建筑大师佘俊南,他是著名的建筑师,他设计了广州著名的建筑--白天鹅宾馆。

          广州有个佘俊南

  如果没有佘俊南先生,那么就不一定会有白天鹅宾馆。当然也还会有这样一座宾馆性质的建筑物存在,却不一定叫这个名字,更不会是这样一种造型和风格。我曾于1992年在北京的华都饭店举办的中国建筑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采访了广东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关富椿先生。这位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的中年建筑师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健谈。他认为广州这座南方城市阳光充足,气温高,城市建筑颜色以浅为主,太重的颜色属于北方。南方城市建筑一般愿意采用新工艺、新材料,窗开得比较大,公共建筑装修得比较讲究,打破了火柴匣式建筑,越来越注重了建筑的外型之美。他谈到了五星级的宾馆白天鹅、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还有东方宾馆,他说东方宾馆是国内第一家自己经营达到五星级水平的。说到白天鹅宾馆就自然谈到了佘俊南先生。白天鹅建在白鹅潭那个地方,因天鹅潭而取名。宾馆的墙体是白的,整个外形有雕塑感,窗户凹进去一些,组成一排交错的空间,从侧面看,有点天鹅的羽翼的参差感。建筑平面是船形的,两个墙边的线条弧度很是柔和。这座宾馆为广州城带来了许多声誉,成了某种身份和尊贵的象征。在广州佘先生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像东方宾馆、友谊剧院、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等,这些建筑的手法都比较新,都曾在那个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六十年代设计的友谊剧场,就有好多地方照抄照搬。据关先生介绍佘俊南身体不好,心脏按装了起搏器,讲话无法高声,深居简出了。
  今年,我有机会又去了一次广州。广州的大高楼建得太多了,一派商业味道。高级宾馆可以说比比皆是,当年关先生曾逐一给我数着广州的五星级宾馆有几个,事隔五年了,广州的五星级宾馆一定又增加了几处。当年,我曾到过白天鹅宾馆用过餐,那是在二层楼的一间宽敞的民族风味很浓的包间。那时候走进白天鹅还有种欣喜感,可是如今走在广州街头眺望白天鹅就觉得它不似昔日那般辉煌了。它好象陈旧了。佘先生垂垂老矣,白天鹅蒙上了城市的灰尘,在它周围兴起一片更高更鲜亮的高层建筑。比如国际大厦,比如白云宾馆等,我在想,这些新的更豪华的建筑能取代白天鹅的地位吗?在这座城市里还有比佘俊南先生水平更高、更年轻的建筑师吗?
  我不能作出肯定回答,因为这座城市虽然变化挺大,却并没有变得令人喜欢。尤其是火车站周围,那可是太乱了。火车站周围的脏乱差好像不光是广州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所有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我们有好多城市新建了火车站,但是,车站虽然新了,环境却无法更新。在无法更新的环境里,再新的建筑也只能是一种尴尬。所以说,一个建筑师对于一座城市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远远不如市长。他们没有发号施令的习惯也没有这个本事。何况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官员们对于建筑师的尊重太不够了!
  相传一位官员不知道建筑师是怎么回事,当他听到人家说到建筑师时,他自言自语:什么建筑师?哦,理发师、裁缝师、建筑师……
  我在北方的一座文明程度颇高的城市里走进了一所建筑设计院。这里的一位建筑师很激忿地告诉我他们这里搞建筑设计的人不爱要建筑师的职称而爱要工程师职称。由此看来,我们的建筑师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被人们认识与理解的程度。还不是把建筑师当成文化人与学者,(当然了,现在的人一切都向钱看,就是文化人和学者又能怎么样?)差不多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工匠的地位上。
  即使建筑师没有什么显赫的受重视的地位,那么,建筑师们在各自的城市中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当中有的人凭着自己的业务水平与人格魅力,已经或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和努力,使得城市有了自己的一如继往的文脉。走进这样的城市,就与走进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城市大同小异,而这座城市则完全不可与其它城市混淆。这种城市的历史氛围与文化氛围正是建筑师的独特的魅力所在。

        张锦秋之于西安

  张锦秋得天独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就连她的丈夫都如是说。张锦秋本来毕业后应该留校工作的,但是,她跟爱人沾光了。爱人是白专典型,在整个清华大学拔掉的三个“白旗”中就有一个是她的爱人。这面白旗被发配到了宁夏。1965年他们结婚了,两人无法回北京,只能留在大西北。因为张锦秋当时是党员,政治上可靠,西安的西北建筑设计院三线任务很重,征求她的意见,让她留在西安,然后再把她的爱人调到西安。张锦秋就是这样来到了西北设计院。对于踌躇满志的张锦秋来说,这种选择显然是出于某种无奈。西安绝对不如北京有吸引力。如果她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别的城市,她大概就不会有这个机遇去搞三唐建筑。但是,西安也有不少建筑师,何以就得张锦秋去搞三唐宾馆呢?
  张锦秋由于设计了华清池这个古建筑的大门,受到了当地的重视。她被推举为古建筑设计组组长。她不愿意叫古建筑小组,她觉得应该叫传统风格设计组。作为一个建筑师,她认为要搞那种纯粹仿古建筑,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应该搞那种具有传统风格和历史文脉的现代建筑。这样的建筑才是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建筑。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改造上一方面要承袭古建筑的文脉,一方面还要有现代建筑意识。如何融汇古今,这是一个有志向的建筑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日本人对于历史上的长安情有独锺,他们要在这座历史名城里找回某种历史记忆。他们要建阿倍宗麻吕纪念碑,清隆寺、还要建一些大宾馆。阿倍宗麻吕纪念碑选中了张锦秋的方案。清隆寺,这是一个早就被历史云烟淹没了的建筑,西安人对此已无印象。他们每天经过郊外那片光秃的麦田,什么也感受不到。但是,忽然有一天,他们看到了一群日本人跪拜在那片麦田里,虔诚地举行着祭奠仪式,久久不肯离去。看热闹的西安人觉得很蹊跷,却也不知所以。但是,有心的建筑师张锦秋却意识到了这片麦田肯定会有一段重要的与日本人有关的历史。她翻阅发有关资料认定了那里曾经是清隆寺的遗址。唐代的留学僧空海曾经就在这个清真寺内。空海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历史记载了这个空海和尚曾经五笔就把王羲之的一幅书法补全,所以唐太宗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奉他为“五笔僧”。空海对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均有较深造旨,他自长安回国后也把唐文化带回日本,并且在日本创办了贫民学校,影响深广。所以,日本人现在来长安寻找清真寺,就是要出钱为空海建个碑。日本来了一位建筑师,他叫三木忠司,已经80多岁了。他是日本老一代的现代派建筑师。他认为现代建筑必须要有地方文脉,不能割断历史。他的观点与张锦秋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相见之后非常谈得来。日本建筑师很尊重张锦秋,他把自己要搞的空海碑想法跟张锦秋谈了。张锦秋认为如果仅仅搞一个孤碑显得太单了,不如搞一个碑院。这一提议深得日本建筑师的赞赏。于是,西安就建起了一座碑院。从此,中国建筑师与日本建筑有了真正的交流。张锦秋被邀请去日本讲学,深受欢迎。
  由于张锦秋的影响越来越大,她被提为主任建筑师。这期间西安进入了建筑时代。主要是旅游业的红火吸引了外资。日本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投资,要在大雁塔周围搞三个项目:宾馆、歌舞餐厅、唐代艺术馆。“三唐建筑”由此叫响。可以说这三个项目都是大项目,建得好赖足可以影响整个古城的风貌,因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西安市长出面跟日本人签定协议。一般情况下,外国宾馆都由人家自己的建筑师担任主持,这样容易领会的老板意图,所以,由日本建筑师提供的宾馆方案很快就出台了。张锦秋一看这个方案,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是“和风”建筑,而没有唐风味道。她提出这栋宾馆建筑一定要慎重,要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承袭,因为历史上这个地方是有名的“屈江”风景区,古时有好多诗人为这个风景区写下动人的诗篇。因此,这个地方的建筑一定要突出唐朝特色。如果忽视了这点,按照日本人的设计方案搞成和风建筑,那将是永久的遗憾。后来,省里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他们一致认为如此重要的建筑不能随便让日本人设计。于是,就决定让张锦秋搞一个方案。我们与日本方面各出一个方案,拿给三井株社他们看了,经过比较,他们马上决定采用张先生的方案。并且委托张锦秋主持。80年代中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一个外资宾馆广州的白天鹅,是中国的建筑大师佘俊南设计的,再一个就是张锦秋搞的三唐建筑。日本人一向重男轻女,开始他们以为张先生是男的,在建筑现场看到了张锦秋,他们很是惊讶。有意思的是担任三唐工程的结构工程师也是女的。
  张锦秋成功地设计了三唐工程,也成功地设计了陕西博物馆。她以自己的才华和激情为西安这座古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风貌。她的事业她的命运甚至她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古城息息相关。我与她交谈得比较多,我觉得她的性格也那么厚实,笑起来一点也不轻浅,还有她的额头,她的装束,都让我去和那片黄土地、那座笃实凝重的古城氛围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我也曾默默地观察过她,也曾默默地观察过来自别的地区的建筑师,这些建筑师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看似没啥差异,其实,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各自生活的城市的印迹。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这本身就留下了不可摆脱的印迹,何况建筑师,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比平常人更密切更长久更难以摆脱。
  正像我们的城市与城市之间越来越缺少那种明显的区别一样,建筑师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但是,我仍然能够把握住南方建筑师与北方建筑师之间的最基本区别,沿海开放城市与西北、内地建筑师精神面貌及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我曾参加过建筑界的几次会议,在北京在哈尔滨在深圳,我有机会熟悉了一大批建筑师。可以说正是他们把我引进了建筑界。我从他们这些人的身上也读到了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变化。
           
           建筑学巨擘陈植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已经所剩无几了。《建筑师》杂志总编杨永生先生是位非常有远见和事业心的人。他主编了一套“建筑文库”丛书,其中《最后的论述》和《杨廷宝谈建筑》都是属于抢救式的财富,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某种悲壮色采。正是通过这套书,我结识了杨总编,也是通过这套书,我对童隽、杨廷宝增加了崇敬。翻开《最后的论述》一书,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篇代序的文章,作者陈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陈植其人。
  “陈植,字直生,浙江杭州人,1902年生……”这是从《建筑师》杂志上看到的对于陈植的介绍。我不喜欢这种呆板的文字介绍,所以,下边还有好多关于他的经历与创作特色,我都不再引用。我只想叙述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是从真如车站下车的。当时天色已晚。有位朋友前来接站,朋友是位普通平民,所以,既未带车,也没有给我提供什么优惠,唯一的帮助就是成了我的向导。最难忘的是几年不来上海,就有些陌生了。上海变化太大了,那时南浦大桥已经建成(世界第二大悬索桥);“东方明珠”电视塔已经矗立(高450米,除了多伦多、莫斯科的电视塔之外,排世界第三);浦东开发正在紧锣密鼓,旧城改造与新区上马齐头并进,地铁也在上马,本来很窄的路开肠破肚,那天傍晚还下起了雨,在雨中的上海街头奔波着寻找住宿,这很令我难忘。记忆最深得是到处都是高级宾馆,豪华装修,却贵得吓人。本来文人常来常往的文艺会堂,也经过装修后,价格陡涨了好几倍。仍然住不起就仍然在雨中奔走。记得还有一个小旅店,几年前我来上海时就住在那里,可是,出现在面前时,它那小小的店面仅仅经过并不复杂的装修竟然将原先的几十元价格提高到了600元。第一次到上海时,我随时可以找到几元钱的住处,这些旅馆名字叫“向阳”呀,“长征”什么的,然而,才几年时间,就再也找不到这种名字的住处了。上海变得真快,一翻脸就不认人了。
  日本人搞的花园饭店,美国人搞得商城,都够气派了,令我望尘莫及,细雨迷蒙中在静安区转悠着,眼前迷离的灯光中看到了高不可及的希尔顿大酒店和与之紧挨着的贵都大酒店。希尔顿是美国人建的,贵都是新加坡的,这个酒店那粉色的着面,给我以高贵的亲切感,在雨的光斑中显得很柔和,使得上海的夜空也由此变得不那么凄冷了。然而,我仍然无法挨近它。还有静安宾馆、华侨宾馆等密集的高层建筑。上海宾馆建得太多,早已供过于求,实际使用率据说连50%也难达到。然而,我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在这样一个洋味十足的城市里要想寻找一个艰苦朴素的地方住,那简直是强人所难。就是从那个晚上起,我读懂了上海的建筑。
  差不多走了两个半小时,一直到23点,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住处,那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也仅仅可以容纳一人。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想洗个澡,没水。情绪糟透了。屋里墙壁和被褥都是潮的,弥散出一股霉味儿。在这个味道中难以入睡,一直听到外面的雨声,倍感凄凉。
  第二天,雨停了,但是天并没有晴。我犹豫半天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陈翠芬。她是上海的一位女建筑师,已经退离了岗位,我相信她会有时间和热情的。果然,她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她听说我要去拜见陈植,稍一犹豫,她说她得跟陈植打个招呼。她说陈植老先生年纪大了,90岁了,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接待人的。我放下电话,以为陈植不可能同意见我。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陈翠芬的声音非常好听,她说陈植起先不想见,推说身体不好,后来听说你是东北作家,专门从东北来采访他的,他就同意了。
  陈翠芬带着我找到了淮海路1212号。这是一个公寓式住宅。老式铁门,有花格图案,也有玻璃,一看就不是防盗门。按响门铃后,等了半天,也没有回音。让你感到里边没有人。终于,门缓缓开启了。是陈植先生亲自出来开门。他真的不像90岁老人。尽管走路有点缓慢,但是,走得平稳,你丝毫不必担心他会被什么绊倒。他个子真矮,再矮也不影响他的名气。进门后空间很宽,楼梯坡度平缓,很适宜老人上。他穿着一件黄绿色的夹克衫,里边套着棉袄,稍显雍肿。但是,他踩在一个个楼梯踏步时,给人以精干利索的印象。他头发稀疏,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头皮。长寿眉下眼睛很有神。从他的额头上能够看到岁月的沉积,鼻翼两侧的法令线清晰如弧,怪不得他如此长寿。他把我们让进他在二楼的客厅。他的公寓整个看去有些陈旧了,也缺乏收拾。家具没有什么值钱的,屋子显得挺宽。客厅墙上有一幅字,很醒目,任何人一进来就可看到。那是上海书法家谢稚柳在了90岁生日那天送给他的,上面写着:“建筑学巨擘”五个大字,旁边还有排小字,写着庆贺陈植先生从事建筑65年。
  前几天,上海各界人士足有二百人聚集到了锦江饭店小礼堂,为陈植老先生从事建筑65周年进行庆贺。这个小礼堂很高贵,中央首长都曾在这里开过会。人们选择这里,一方面因为这里够档次,另一方面因为这是陈植设计的。庆贺会是由上海建筑师学会签头,十几个他曾工作过的单位联合操办的,很隆重也很庄重。陈植老先生在上海德高望重,这不仅因为他在上海有过许多著名建筑作品,当过规划局长、以及各种奖项的权威评委,主要的还是来自他的责任心。他退下来好多年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在位时的责任。比如他听说大光明影院对面的人民公园被一家肯德基吞蚀了一块绿地,还要往里吞时,他就特别来气了,他到市长那里呼吁绿地不能侵占。结果,他的呼吁起到了作用。他凡是见到不符合城市建筑的事情就总要管,他们这些名建筑家组成一个市容检查团,定期到街上转,比如他发现黄颜色的西班牙住宅被刷成了绿颜色,他就认为是失去了人家的建筑风味,没文化,于是就给市长打个报告,提出来,要改刷黄颜色。当他在车站那儿看到一个大拱圈的广告都是雪碧饮料太碍眼不美观,也写个报告,谈出自己的观点:广告不能没有,但往哪儿摆放,摆在合适的地方有利于城市,摆在不利地方就是丑化城市。上海大世界那儿有层层密集的广告,大家都认为不好看,像一层层奶油蛋糕。陈植和专家们把这些看法和意见写出来,给《科技工作者建议》这份定期内参,这个内参专门为市里主要领导提供,因为这上头有好多意见都特别重要,所以,深受领导们的重视。而陈植老先生的意见更是受到了重视。
  上海的建筑是具有世界性的。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之间,早在11世纪就从一个荒滩、盐场、无名渔港变成了集镇。1074年宋朝庭(宋熙宁7年)在此设立闻上海镇。宋、元、明时上海因未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民物繁庶”“市易日盛”(《嘉庆上海县志》)。当时由于出海河道淤塞与海岸的不断向外扩展,上海离海渐远,但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挫折,反而因加强了同内地的联系而更加繁荣。16世纪初乃有“江南名邑”之称。(《弘治上海县志》)。嘉靖33年(1554年)上海筑城郭以御海盗,遂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的封建性城镇。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航海贸易的再度迅速发展,清政府为适应此形势,设立了上海的江海关,专行征收商船的进出口的货物税。于是,上海的位置变得相当显著。
  上海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还是在近代。洋人欲望的膨胀,可以从外滩那些建筑物上读出。上海历来被建筑界认为是世界建筑博览馆。尤其是外滩。那些建筑几乎全是模仿复古主义风格。例如海关大厦的进门是仿希腊的,中国通商银行的顶层是仿哥特的,亚细亚火油公司、东方汇理银行的进门与许多大楼上面的塔楼是仿巴罗克的,华俄道胜银行是仿古典主义的,中央商场上的装饰是仿古埃及的,汇中饭店是仿文艺复兴的等等。西方建筑思潮的产物竟然能够在我国的城市里如此大量地涌现,其中的意味也是够复杂了。
  现在的上海呢?仍然可以说是投资者的乐园。上海比别的城市有着更强的吸引力。不仅吸引了外国商人,就连外国的建筑师也将目光瞄准了上海。那个商城就是美国建筑师波特曼设计的。对于这个设计,人们众说不一。这个商城在上海是个大作品,是最大的一处商业场所。综合性的,正中一个大的建筑,两边各一个相对小的,像几个巨大的变形金钢很霸气地矗立在城市的最高峰,一举打破了那个地方的柔和的天际线,有种铺天盖地的压抑感与威摄感。与对面的苏联人设计的秀美的展览中心缺乏呼应,也将旁边的新加坡人做的呈扇形的锦沧文华大宾馆比得矮小单薄了许多。陈植老先生最有意见的是这个美国人对中国上海尊重得不够,他违背了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常识:建筑物压红线了。上海的马路本来就窄就拥挤不堪,这么个庞然大物压到了道边上了,行人还能喘气吗?陈植老先生乘车到商城来,车还没等停下他就让开走了。他抱怨,这地方没法停留,占地太满了,这种占法在全世界各地也是违背占原则的。波特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师,他创造了共享空间学说,他是以尊重空间而著称,却为什么建商城时不考虑呢?陈老想不通。很多人也想不通。于是,有种说法,这座商城是波特曼的儿子设计的。他的儿子也不该这样吧?
  上海需要陈植老先生这样的建筑师。陈植有资格代表大上海的今昔。昔日,他以他的才华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好多不俗的建筑,像上海展览馆、大上海大戏院、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今天,他以他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以及他在建筑界的巨大影响在关心着维护着新的上海。如果全国各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位老人,那将是城市的造化。
  与陈植老人仅见过一面,见过一面就无法忘记。他和霭可亲,爽朗健谈,他说他在沈阳呆过,是梁思成让他29年去的,在东北大学当了三个学期的教授,他还说东北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东北人结婚早,男的一个个都是小女婿……
  他爽朗地笑着,说着,我注视着他,默默地祝福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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