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刘元举的博客

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

 
 
 

日志

 
 

从缝隙中寻找休闲的香港  

2005-11-14 19:32:25|  分类: 建筑文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刘元举
  步履匆促芜杂的现代人,往往需要配置一个与此相悖的心绪。于是,便有了休闲的发现。那种以休闲为名义的系列书籍,系列时装,还有花里胡稍的陶巴酒巴等,遍地开花,不仅在生硬地改变着人们的情怀,也试图努力去改变着城市的性情。
  然而,对于香港这样一座城市,谈休闲是否有点奢侈了呢?
  前后两次去香港,每次逗留三日,这中间竟相隔着一个世纪。
  头一次是1997年,一个应该记录进历史的日子——香港回归之即。准确地说,距回归之日仅差五十六天。我们当时正为回归时间的日益迫近而神圣着亢奋着。在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清晨和傍晚,我们意义非凡地拥挤在九龙这边的码头,从那个眺望长廊处翘望着维多利亚湾对面的会展中心。绵延数里长廊,被人塞满得难找缝隙,许多人的手中都端着一个挺长的相机,炮筒般直对着对岸的那个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建筑——会展中心:看上去还没有完全竣工的建筑有着鹏翼式欲飞的屋顶,直接探向海面,一种延伸的欲望与希冀……
  维多利亚湾那些天昼夜都不平静,海面上有着船的仪仗队。船的型体很具英式豪华,复杂多层次的白帆体现着贵族的古典的尊严。船按着特定的队形排列着,那是为回归之日而搞的预演。当船队驶过时,海面便荡起热烈的波纹,那波纹在我的感觉中一如那熨不平的衣褶。
  第二番去香港时,是在去年年底。从台湾归来途经香港,驻足三日。我们那个去台湾访问的代表团一共八人,其他人都直接回到内地了,只有我和湖北大学的涂教授在香港驻足。涂教授从未去过香港,我将头一回的感受告诉他,我们达成共识,这回香港之行一定别搞得太忙乱,因为三天的所有时间都是由我们自己支配,完全可以轻松自在地在休闲中逛逛风景。
  岂料我们刚刚落脚香港,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被带进了香港的警察署。
香港的警察署原先只是从电影上见过。而且香港许多电影都特别愿拍警察署。电影中的警察署与眼前的警察署毕竟不同。一些个子不高的穿军装的警察们都在柜台里边忙碌,有男有女,只是见不到英国的蓝眼睛了。这些中国香港警察们不会说普通话,他们甚至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这可糟糕透顶!我跟涂教授是“老外”了,只有记者朋友在香港已经呆了两年,她应该是那种见过大世面的人。她与一位女警察吵起来了。因为她能够免强听懂女警察的话,其实即便听不懂,就从她的那份轻慢的态度上也够你义愤填膺了。我们急得火上房子了,你想想,我们的包忘在了刚刚驶去的大巴上,那包里装着这位记者朋友最为重要的东西诸如身份证门钥匙手机还有钱甚至比钱更为重要的东西,简直犹如身家性命。那是在我们下车后不到半分钟时,她忽然失魂落魄般地发现了自己的手提包落在了刚刚下来的大巴士上了。她在忘乎所以地哭诉喊叫时,大巴的影子不见了。我当时的头一个反应是打辆的士追上去。可是偏偏在那个叫作轩尼诗的热闹地段打不着出租车。情急之下,我们发现了路边的执勤警察,她便上前将情况说了。那个警察当即掏出对讲机说了一嘟噜。按说,我们的心情可以放松一点了,但那个警察收起对讲机,带着我们来到了这个所谓的警察署。他把我们送进来他就走了。于是,我们就在这里排队,一个个捱着候着,然后还要填什么表,还要讲什么经过,试想,如果当我们将这一切繁文缛节统统完成后,那么,那辆已经不见踪影的大巴岂不距我们更加遥远更加让我们看不到希望了吗?
  所以,我们的记者朋友才与一位女警察吵了起来。这时候,得亏一位老头的出现。开始,我们深为他的热心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个多么难得的善良的长者:他衣着朴素态度谦和,自称是律师。他听完我们的诉说经过后,果断地作出让我们打的士赶紧到终点站去的决定。他告诉我们那辆大巴的终点站的位置。但是,由于我们的语言不通,门口停下来的的士上的司机听不明白我们的意图。于是,这位长者就充当了翻译,再后来,他就坐上去,与我们一同前往寻找大巴终点站。
  在出租车上,我们都不说话了,生怕因为哪句不慎的话,将这惟一的脆弱的希望打碎。不知道跑出去多久拐了多少个弯,总算到了终点站也总算找到了那个手包。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纸包,谁一眼看上去都不会相信那里装有着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她说,她平时从不用这个纸包的,她仅仅是因为要接我们,还要完成与人们约定的采访任务,还有一件什么重要事情也一定要在今天办,所以,忙乱中就用了这个临时性的纸袋。对了,她换用这个纸袋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要给我带一些介绍香港风光的材料,那材料有挺厚的一迭,那个小小的女人坤式皮包装不下的。
  谢天谢地,东西失而复得,然而,却有一种东西没有找回来,也找不回来了,那就是我们此行的心绪。可想而知一切原因都与接站有关都与我们有关。
  这是个沉重的阴影,即便是在第二天,我们仍然在阳光灿烂的街头有种惊魂甫定的感觉。热心的朋友换了件更有色彩的衣着,作为女性的魅力也因衣服而生动了几许。但是,她的昨日的痕迹显然是抹不掉的。我们更是无法抹掉。但是,我们彼此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这样的话题这样的回想,甚至躲避着这样的诘问:假如昨天那包找不回来呢?
  她是个非常达观的女性,她也是个非常替别人着想的人,她努力在以自己的热情与微笑驱赶着我们共同被笼罩的那份惊惶与庆幸。她说她这两年来,对香港的印象非常好,她说香港是个令人非常舒适的城市。她说香港什么好我都相信,但惟独她说到舒适我不敢苟同。
我与她诉说着我头一回来时对于香港的印象,我说乱糟糟的,没有安静舒适感。她说有的,只不过我没有看到,她执意要带我们去看看这样的舒适地方。
  我们走在高耸的楼群中间,说成夹缝里边更贴切。铜逻湾的高层建筑非常之多,许多重要的标志性的建筑都在这里争抢着立足争抢着拔起腰杆。贝聿明先生的大手笔中国银行还有汇丰银行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各种玻璃幕大建筑、高体积,争相涂抹着这里的天际线。顾名思义,香港名字的由来,是一个带有香味儿的港口。不知道当年的香味儿是什么植物弥散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些高楼家族们,却将这里的香味儿挤得无影无踪。
  在这种高层楼群间穿行,与远看它们这些巨人是不一样的感觉。远看,这些庞然大物就是再高再大,也能被你的视线囊括,而且,你可以用你的视角对其任意裁剪。但是,到了近前,你处在一种被裹挟中时,你除了无柰,你似乎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好在楼群之间的间距不能等同于两峰间的“一线天”,否则你就得准备窒息。香港建筑的诗意则正好在于这种间距的处理,他们会在寸尺间极尽园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现代的全身是玻璃与现代金属的变形金刚的衣褶间有着柔软的温情的线条的缀联,这种联缀是免强的,生硬加上去的,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柔软的细部看,那也是充满匠心,充满温馨的。记者朋友一再给我们强调的香港的舒适与休闲味道,就是这种巨人间的细微的绿色线条与衣褶缝隙处?我们尾随她在这里穿行,领略着城市的独特味道。
  我们先是进入一个大商厦,里边的空间简直犹如一个广场。在香港的露天广场难以见到,但是,楼内的广场倒是随处可见,诸如那些高层建筑的一楼一般都不住人,而是留有一个空间供人们行走,刮风下雨天都可以在这里躲避,犹如南方的骑楼建筑。香港的建筑确实充分考虑了行人的享受,比如许多商场的滚梯都十分方便,流水一样淌到你的脚下。你只需一迈步一抬腿即可享用。
  从大厦内的广阔空间出来,便到了另一处室外。室外的阳光比室内清新但室外的空间太狭窄,仰望巨大的楼群,朝你倾斜着仿佛随时可能倾倒下来。
  记者朋友虽然是拿出一整天时间专程陪同我们来玩的,但是,她走着走着,就像赶路,就像赶车就像采访似的。她越走越快,并且不断停下来催我快点抓紧时间。
  她按着她对香港的评价,一路为我们解说着。身临其境,确有着奇迹般感觉。遮天蔽日的大商厦,一转,柳暗花明,别有洞天。就像变魔术似的。泉水奔突,一波三折,清澈水潭虽然属人工所造,但潭内的彩色鱼群却相当悠哉,令人赏心悦目。花香扑鼻,鸟语呢喃,你幻若进入山林中。
  我的录相机比我眼睛更惊讶更贪恋:每一处花坛,每一道迭水,都精致无比,可以使用巧夺天工这个比喻。
  放缓,慢点,只要走进这里来,我想香港人的匆促的步履就不能不放缓,这意味着你走进了具有诗意的画轴之间。画轴固然挺窄的,而醇美的味道不正是浓缩于挺窄的地方吗?这种审美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精妙之所在,香港深谙此道,于是便有了这美妙的一道缝儿。这道缝儿与那些充满霸气的高楼族相比,确实令人有着足够的回味。
  我在流连忘返时,记者朋友又一次催促我快点跟上,她与涂教授在前边,已经把我拉下一百多米了。我只好赶上去,她指责我动作太慢了,她说这个速度是根本看不完的。我想,她仍然是以完成任务的心态行进在这里,这样急着去看风景岂不太累了?这与休闲意境相距甚远呀。
  香港不是个休闲的城市,也不是个适宜休闲的城市。当年有位高级官员曾经说过,香港是一个由一些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集团所管理和统治的。飞速发展的香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座落在香港的越来越密集的建筑,这些发展都是来自城市内外巨大的压力所致。那是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也是人们心灵的压力。这种压力我能够从建筑的外形上读出来。比如那座股票中心大楼,塔式的双峰并峙,像一对双胞胎变形金刚。它是美国建筑师鲍. 鲁道尔夫的手笔,是由海军开发有限公司建造。造价四亿六千八百多万港币。在众多高层家族中,它雄壮而杰出,犹如穿着现代金属铠甲,但是,楼的各个部位就像一个壮汉的各处肌肉,因为来自重压而使浑身肌肉膨胀得过于突兀,过于显赫了。那些多余的可以炫耀的肉疙瘩在我看来只能是高度重压下的符号。
  再看海军署中心大楼,那是完全轻盈的两个玻璃匣子,很薄。立面非常简洁,清纯,一点都不花稍,这种纯真的表达方式固然没有侵犯性和粗俗感,但即便把这处建筑视作一位极有自尊自爱的阴柔之美的建筑,那么你也不会对之发出过多称赞。因为她的身材过于单薄了,犹如一片野狼包围之中的小羊,小羊固然精美,却骨骼没有发育成熟。小羊光顾长个儿了,营养却没有跟上。
  维多利亚湾的整体建筑我并不喜欢。尤其是这些巨人族共有的贪欲性。这里原有的样子呢?谁能想象到?谁能予以复原?我把原有的这片地方想像成一个大布袋子,被鸦片战争粗暴地割了个大口子,于是,才有这些高头大兽分期分批地从袋子里释放出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抢占世界市场,他们把活动都放在远东,这种争夺在中国沿海地区激烈无比,香港就是在这种激烈争夺当中,应运而生:一个海边小哨所,一越变成了国际商业金融的中心,好比一个清纯质朴的乡下女孩,一下子因为突发的强暴而从此变成肥胖的腰缠万贯的贵妇人(娼妇?),港口原有的香味儿变了,变成了这些巨人之间的缝隙中透出的热气与汗酸。
  这些建筑太具抢占意识,粗暴意识,临时意识,像一片在被驱赶中仓促立足的巨人,看不出耐性,更缺乏宽容大度。透过这些建筑不难看到那种短期行为,那种租借的极限,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的粗鄙。
  香港建筑大师锺华南先生在六年前谈到香港建筑时,认为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150多年的殖民历史,导致了一个高度的结构复杂的社会。他从社会形态和历史沿革上,分析香港建筑。他认为二战前香港建筑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清朝时当地人的建筑,民居、传统的农家村庄,祖庙、祠堂等;第二类是普通民间的居民住宅,带有阳台、走廊,这些建筑破坏损伤得较厉害,需要维修。第三类是殖民风格建筑,按着英国印度马来西亚经验格式来建筑的,但从质量风格要比他们差得多。
  锺华南先生是广东新会人,他喜欢叼着一个古怪的大烟斗,一看就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在头一次去香港时,他就请我去了他的建筑师事务所。他的事务所很小很小,小得无法记忆,能记住的是满室笔墨芳香。他喜欢书法,喜欢古文,颇像个搞古典的学者。最令我难忘得还是他招待我的方式。他给我沏的是功夫茶,那是个繁复的体现茶文化的序列过程。茶桌茶杯茶壶,那是真正的讲究,真正的品位。茶杯小如大拇指肚,平时,朋友们曾送给我几套这种茶具,我都一一送人,主要原因是没功夫摆弄这玩艺。茶杯倒着扣着,指法手形,各个环节都得讲究,哪有那么多穷讲究?我们家乡有句话,凡是爱讲究的人,都得被讥笑为穷讲究,就好像人穷是因为爱讲究才穷的。然而,锺先生在繁忙的香港,在他的忙碌的事务所竟然有条不紊的给我喝起了功夫茶。他的耐性与休闲充分体现了他的心境他的追求。这一切与他所处的城市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呀!因而许多年之后,他娴熟操作的茶道茶功令我栩栩如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七次去往五台山,不厌其烦地仅仅为了一睹南禅寺,当初我不理解他为何七次都去看一个陈旧破寺,当我喝懂了他的功夫茶时,我懂了他究竟为了什么。就像我原先以为他是香港的富人,真正熟悉了才知道他是穷人,他连回国内参加建筑界会议还得现卖掉一件收藏的古玩,才能有路费动身。
  无论有没有钱,钟先生都是幽默的。幽默风趣应该与贫富无关。他叼着烟斗满有滋味地给我讲述香港:战前香港建筑都是很矮的低层房子。港口两侧维多利亚峰高耸于城市之上,那时的建筑大多四至五层楼房,城市与山峰一起往高里长,但山峰却远长不过城市。到了第三次建筑高峰出现时,40到60层的商业大夏在狭窄的港口拔地而起,港口两侧更多的建筑楼群,使得维多利亚山峰变得低矮委屈起来。如果照此下去,到了未来的建筑时,这片有香味儿的港口岂不被拥挤成了排水沟了?
  我们常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像钟先生这样的有着文化底蕴有着足够耐性有着阔卓的内心闲适的建筑师的确太少见了!因而,他令我更加懂得了香港懂得了现代人的生命哲学。如果将他的这个哲学套用于香港的话,肯定不会被接受。就说走在我前边的这位记者朋友,她就不可能真正接受这个哲学的。她走得太快了,她可能数年内都无法走入闲适的境界。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境,如何能够真正适应香港的居住?
  如果按着记者朋友的紧张按排,我们确实没有看完,甚至才看了一半都不到。但是,这一半也许会比看完给予我的还要多,还要有味道。我提议我们在这种地方只能慢点走,充分感受一下,看,不是目的,感受与领略才是真。这有点禅味儿,在香港生活最需要的就是来点禅味儿。就像人生历程,总是要朝一个目标奔,奔得过于匆忙了,就不会注意途中的良辰美景。真正需要驻足感受时,没有停下来,没有一个与此相匹配的好心绪,而一味地前行,其实,即使目的达到了,也缺失了你应该在途中得到的对于美好景致的享受。美好景致并不都在山顶,而我们过份强调了山顶的意义与壮美。半途的感觉有时也是壮美的呀!有的人并没有活很长久,有的活了一半,比如张国荣的跳楼,对于他的生命而言还没有走到尽头,算一半?一多半?但他跳下去了,或许因为这一跳过于悲壮而灿烂,一朵属于张国荣的殷红花朵,吸引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的鲜花,居然也引来了那么多彩蝶。网上说是张国荣化蝶了。香港文化酒店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如果当时能预知后来有张国荣的这一跳,我想我会看看那个建筑的。人们除了惋惜之外,最感兴趣的是他何以在事业辉煌状态中有了这样的不幸抉择。种种猜测中,我以为这与他在这座过密的城市中生活得紧张绝对有关。
  人的自杀方式与建筑肯定有关。香港是个适合选择跳楼方式的城市。我所说的适合不一定就是适合每一个轻生者,但至少,在这个城市里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比在其它城市里要多些。就像在日本选择跳楼的人也很多一样。日本的楼也太高,楼间距也太密,休闲对于日本人而言,也只能从缝隙处寻找。能不能找到还不一定。自杀是个复杂问题,绝不像研究建筑这么单纯。好在何锐先生约我写的是香港的建筑而不是香港人的自戮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戮者的选择方式一定与他生存的城市有关:别忘了什么是建筑的定义,如果说古人说建筑是组织人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现代人是否可以补充发展一句:建筑也可以组织人们的死亡方式?

                    2003、4、14于鲁迅文学院
  评论这张
 
阅读(446)|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